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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无能”的卢安克

2020-06-05 21:01新闻综合 人已围观

简介我就差点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后来我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如...

  我就差点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后来我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跟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而去说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他一直拒绝电视台的采访,博客首页,写着一个不太常用的邮箱,附着一个说明:“因为我上网的时间不是很多,请你不要超过五句话。”

  看完了他博客里的几十万字都是关于教育的,我无法清楚地感触到他。他的经历并不复杂,一九九〇年到中国旅游就留了下来;九七年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九九年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英语老师,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他离开了;二〇〇一年开始,他在河池市下属的东兰县板烈村小学支教。

  但我看卢安克的文章,他不提这些,不写什么故事,也没有细节,都是抽象的词句,像潜入到无尽波涛之下,浮沉摆荡,不断地看见什么,又不断地经过。

  联系采访的时候,老范也非常为难,不知道该对卢安克说什么,犹豫半天写下:“你让我想起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首歌《无能的力量》,这种无能,有的时候,比能要强大一百倍。”

  南宁到板烈有四小时车程。桂西北多是喀斯特地貌,路沿山而建,“之”字转盘路甩得人不可能打盹。一路只见石山,山高水枯,土壤也是棕色石灰土,好一阵子才看到一小片玉米地。

  到的时候,小镇上正逢集市,只有二十平米,三四家露天的卖肉摊,屠夫持刀待沽。举目可及几乎全是老人,身边一群三五岁的小孩子。年轻人大都出门在广东打工,穿着民族服装的壮族老太太背着婴儿,在小摊上挑粉红色的小鞋子,孩子会叫“奶奶”了,还没叫过“妈妈”。

  卢安克从小卖部的后面拐出来,在窄成一线的土路上接我们。他将近 一米九的样子,有点驼背和营养不良,一件假冒的湖人队篮球服,晃晃荡荡挂在身上,有点脏了。淡黄的卷曲头发没怎么梳理,睫毛几乎是白的,与十年前照片上青年人的样子有了些变化,更瘦了,脸上有了深深的纹路。

  他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我也随着叫他“安克”,他不招呼,也不问我们叫什么,只是微微笑着,转身带着我们走。

  这个时候,摄像把机器举了起来一旦意识到镜头扛了起来,作为记者就知道采访开始了,任何搭讪或者闲聊都要“有用”,不然,你对不起那个扛着几十公斤机器的肩膀。

  我尽量找点话说,卢安克有问必答,答得很简单,不问不说。我隐隐觉得这种提一口气、略带活泼的劲儿是不对头的,但又没办法对摄像说“放下吧”,也太刻意这么一转念,头一次在机器面前别扭起来。

  学校上一年为了迎接上级“普九”检查,刚翻修过,之前教学楼没有大门,没有窗户,没有操场。男孩子们一见卢安克,呼啸而上,像小猴子一样挂在他身上,四五个人钻来拱去,以便让身体尽可能多的部分接触到他。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问迅速进人采访,明确接下来每一步拍摄方案以前每次都是这么干的,这次我却觉得有点受刺激。但必须作决定,不能让大家扛着东西僵着。

  他很随和,带我们去了他的宿舍。一间小房子,一张床,墙上贴着以前住过的老师留下的一幅迎客松。摄像和老范在安排采访的地点,拿一只発子放过来放过去,看在哪儿光线好,按理我这时应该是与采访对象沟通,让他放松下来,多了解一些信息。我跟卢安克聊着,观察周围有什么细节可以问的,有的问题他没有表情,也不作声。

  旁边他们挪板凳的响动声好像越来越大,我脑壳完全敞开着,每一声都磨在神经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局促不安。

  当天下午,我们先采访一对姐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卢安克带着我们去孩子家。

  家在山上,山是高原向盆地的过渡,少有平地,房子就建在斜坡上,站在高处一眼,望不到邻居。进了门,屋内幽黑,右手边有根电灯线,我摸着拉了一下,灯是坏的。没什么家具,石灰墙上只挂着破了一半的镜子。一台旧电视正正放在当厅中,是姐弟俩生活的中心。

  十岁的弟弟黑亮精悍,眉宇间已是山民的气息。天有些冷,他一脚踩住小腿粗的树干,拿小铁斧卖力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我们停下来,说再添点柴。

  再过一会儿,拍摄结束了。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之前他说自己在屋后开了一小块地种菜但他拒绝了。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去火边俯耳跟卢安克说悄悄话,看了我一眼,极为尖锐。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下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地里呢。

  采访结束,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山里冷得让人发抖。我们准备坐车下山,弟弟来时跟我挤在副驾驶座上,回去的时候,不看我,说不坐车,脚不沾地,飞跑下去了,卢安克说要跟他一起。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非要努着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我皱着眉,急躁地说:“不能,放到最后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采访拿在手里才安心,这是常规的做法,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几乎有一种愿望,如果能不采访卢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么事,或者他明天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就好了。

  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但这次只字未提。我带着近乎冷漠的神色写自己的提纲,她在隔壁床上时不时看我一眼,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我被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着,几乎快恨起她来了。

  板烈小学有两百四十名小学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从四岁起就住在学校里,一个宿舍里七八张床,半数的床是空的,因为小孩子选择两个人睡一张床,为了打闹,也为了暖和。家里给带的倒是最好的红绿绸被子,久无人洗,被头上磨得又黑又亮。

  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来的。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其中一个说:“我一米二,我用折尺量的。”另一个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买的,十八块钱,用粉笔描得雪白,明显超大,两只脚尖对得很整齐搁在床下。

  卢安克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没有教师许可证,不能教正式的课程,只跟孩子们一起画画唱歌,生火做饭,修被牛踩坏的橡胶水管,周末也陪着他们,下过雨的泥地里,从高坡上骑自行车冲下来,溅得一身烂泥。

  这些小孩子性情各异,但都黏着卢安克,一条腿上横着躺四个孩子,叽叽呱呱叫他“老爸”。我试图看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发现不管我们在不在他们视野里,都一样。

  学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树,有些年头了,长得高又壮,他们仰脖看:“卢老师,你说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

  有个孩子揪着他往下坐,把衣服袖子拉下来老长,卢安克就歪站着。孩子问“大马蜂会不会蜇人”,一个门牙上粘着菜叶的家伙嬉笑着戳他:“蜇你。”

  我打心底羡慕这些孩子不是羡慕他们和卢安克的亲密关系,是羡慕他们合理自然。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无拘无束。

  人多的地方总有老范,她也围着卢安克:“木棉树什么时候开花啊?是不是鲜红鲜红的?安克你有没有开花的照片给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应呢,倒也欢天喜地。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我的任务是采访这个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东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护,现在却让我窘迫不安,进退不得。

  事后我想,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放弃了平常在屋子里打着几盏灯,布置好幕布,反光板反射着脸的布景,而是把采访地点放在了卢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时一天在群山里走几十公里,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场。

  扛椅子上山顶的时候,学校的领导说大冬天的坐外头太冷了。冷就冷点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里不能抠着地上的草茎,我觉得我心里一点劲儿都没有。

  山脚下是小学校,我和卢安克坐着小板凳,脚边放着一只破搪瓷盆子当炭盆。他没袜子,穿着当地老农民那种解放鞋,鞋帮上的洞看得到脚趾。我想问一句,他温和地说:“不要谈这件事。”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问到他为什么到农村来,他说:“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

  卢安克说:“我就是跟不上。他们提很多问题,我没办法思考,慢慢地来,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

  他并不是影射我,但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还勉强地接了一句:“嗯,还没弄清问题就往下问?”

  后来,我几乎没有勇气看自己在这个镜头里的表情,人内心被触到痛处会脸色发白。

  我想起之前曾经有电视台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后来没有播。我明白了那个采访是怎么回事,肯定是后来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是行不通的。

  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是不回答你预设的问题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脚底下的炭噼啪作响,每响一下都是小小的通红的崩溃。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写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土崩瓦解。

  “我们去那孩子家,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连害臊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是。咋天晚上还想了很久,我想一定是我出问题了,但出在什么地方呢,我就问她。”我指指站在边上的老范,“她安慰我,说不会的,她觉得他很接受我们了。我说不是,我说接受我们的孩子不会是那样的一个表现,一定是有一个什么问题。”

  卢安克说:“他怪我带你们上来,说要把我杀了。我也觉得对不起他,就跟着他跑下去了。”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他的声音很慢,我从没听过一个人在镜头面前的语速这么慢。

  “这个很奇怪,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

  “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在于说,我们是”不,不要说“我们”了,不要再伪装成“我们”来说话了,“我是成年人,这些经验成为一种障碍,我能够意识到它,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他看着我,因为太高,坐在板凳上身体弯着,两手交握在膝盖前方,看着我,眼窝深得几乎看不清眼里的神色。

  记者是一个观察人的职业,这个职业保护我几乎永远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一个让自己不动声色的壳里。卢安克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寒暄过,他是我采访的人中对我最为疏淡的一个,但在他的眼光下,我头一次感觉自己的壳被掀开,蜗牛一样脆弱细嫩地露出头来。

  我问他,村里有人说你不喝酒,不抽烟,不挣钱,不谈恋爱,问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

  他又笑了:“咋天弟弟接受你采访的时候也是乐趣,我观察他对你的反应,我理解他。看到有的情况你无能,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情况,这也是乐趣。”

  按理说,被人洞察弱点,是一种难堪的境地,但我并不觉得羞臊或者沮丧。那是什么感觉呢?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采访已经无所谓了,镜头好像也不存在,我鬼使神差地讲起我小学近视后因为恐惧把视力表背熟的故事,说了挺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人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崩溃的红光中粉碎了。看节目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讲这段时目光向下,很羞涩,跟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我已经顾不上周围都是我的同事:“因为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会被挑出来站在什么地方。大家说,看,她跟我们不一样。怎么才能克服这种恐惧?”

  他说:“以前我不想见记者,不想给别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因为这句话我才考虑接受你们的采访。”

  卢安克刚来板烈村的时候,村里有人认为他是特务,有的拉他去政府跑项目,有的偷走了他的钱和手电,他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他说,“这样我就自由了。”

  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年,走在村里,老太太们把背上娃娃的脸侧过来给他看看,**笑。成年男人不多与卢安克说话,没人斜眼觑之,也不上来搭话,两相无事。

  采访间歇,村长出面请我们在自己家里吃饭,让媳妇涮了个大火锅子,肥羊肉片,炒各种羊腰子、羊杂。村长是个大嗓门的汉子,喝几杯粗脖子通红,挨着劝我们几个喝酒,劝法强悍,但不劝卢安克。

Tags: 卢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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