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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安克_百度百科

2020-03-30 20:09新闻综合 人已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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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详情

  卢安克,德国汉堡人,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1990年夏天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他的人生——从1997年至今,他在中国广西的大山里已经待了18年,辗转多处山村,过着简陋的生活。他在华支教十年,是感动中国2006候选人。

  人的反对短暂离开中国,一个月后回到中国继续从事乡村儿童的教育研究工作。

  卢安克是德国人,1968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

  他第一次到中国是因为旅游,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又转往广西的农学院。

  1999.9. 注册成立德国沃道夫教育友好协会南宁办事处(批准编号为桂(1999)A20、桂(2001)B13、桂(2003)B20、注册号为00194、合格号为45012003A00113XWLX)并作为这个办事处的首席代表。

  2000.8. 写自己在中国如何实践教育的书《与孩子的天性合作》并翻译教育资料。

  2001.2.- 7. 在隘洞中学当初二年级的英文、地理和美术老师做教育实验。

  2001.9. - 2002.6. 为了满足协会的要求去参加华德福教育培训就离开隘洞中学,返回德国9个月。同时继续把华德福教育的资料《幼儿与电脑》和《治疗教育》翻译成中文。

  2002.7. - 12. 在林广屯与没有上过学的青年一起做教育实验。实验的目的是研究如何让青年学会创造自己的生活环境。同时与河池电视台合作制作一部纪录片《失败者之歌》,介绍整个教育活动的过程。

  2003.3. 把《培养学生的知觉》、《直觉作为研究手段》和《社会与办学》德文教育书翻译成中文。

  2003.4. 开始在板烈小学去观察,开始做小学教育研究(板烈离林广有走路4个小时的路程)。

  2003.9 - 12. 在板烈小学5年级班做教育实验(活动),让他们观察、感受、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观察到的情况并改造环境。同时制作一部纪录片《山路弯弯》。

  2004.2. 在送哥哥回国的路上翻车并受伤,在2006年底才完全恢复身体。

  2004.6 - 11. 在板烈和蒙令华一起把《孩子成长的力量》和《人类健康的成长》翻译成中文,并作为内部资料出版(广西新闻出版局内部准印证号:0019795)。

  2004.8 - 2005.8. 多次在成都华德福学校做装修工作,与志愿者学习。

  2005.3. 再次在板烈小学与4年级学生开展一个3个星期的教育活动继续研究如何培养小孩在感觉中的意识。

  2005.5. 排版《Waldorf教育》,然后公开断开了与 Waldorf 教育的关系。

  2005.6. 在内部出版关于其小学活动的《我能承受吗》意识教育研究资料(广西新闻出版局内部准印证号:0019178)。

  2005.10. - 12. 在板烈重新翻译《适合人类的教育》并在内部出版(广西新闻出版局内部准印证号:0031935)。

  2006.2. - 3. 在板烈小学继续跟5年级学生开展3个星期的活动,跟学生拍戏剧。

  2006.6. 跟河池电视台合作,把学生拍的戏剧和背景记录资料做成电视节目《谁能理解》。

  2006.8. 注销德国沃道夫教育友好协会在林广屯的办事处。到这时,接近7年的首席代表身份就结束了,能留在中国的资格也就结束了,所以返回德国。

  2007.1. 完成《是什么给我力量》并在内部出版(广西新闻出版局内部准印证号:0025332)。

  2007.4.- 2008.1. 回中国,作为广西共青团的志愿者。在板烈小学教3、4、5、6年级的自然(科学)和美术课来做研究。

  2007.9. - 2009.7. 继续作为广西共青团的志愿者,在板烈小学给3、4、5和6年级学生上科学、美术、音乐和综合实践活动课。

  2008.2. - 2008.12. 在给板烈学生上课的同时利用部分课堂(联合)跟学生拍《和平剑》电视剧(每个星期固定时间)。

  2009.2. 跟河池电视台合作,把在学生家里和在其课堂上拍的记录资料做成电视节目《留守娃》。

  2009.9. - 2010.2. 在给板烈小学4、5和6年级上科学、美术和音乐课的同时,给圆善合作社打工(翻译书籍和设计网页)

  2010.3.- 7. 用音乐、美术和综合课跟板烈小学的五和六年级来创作《梦别》歌曲录像。

  2010.8.- 10. 在板烈帮《快乐人小剧场》剪辑纪录片,跟以前的学生去玩 (因为留下的时间不到一个学期,所以不能上课)。

  2010.11.-12.不能延期志愿者身份,回到德国老家陪伴父母两个多月。

  2011.1-8.春节前又回到板烈学生的身边,但除了整理《是什么带来力量》和编歌曲之外什么都没有做。

  2011.9.- 成为民间公益组织“长沙梦创公益文化发展中心”的员工,负责研究留守儿童与乡村支教志愿者的关系。

  2011.11.- 2012.6. 跟板烈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创作《心镜》。

  2012.7.- 8. 帮长沙梦创公益文化发展中心在湘西的农村开展支教老师的培训。

  2010年5月20日,卢安克在自己的博客主页上宣布关闭博客,以下为他的声明:

  “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但如果我放弃,我的学生又很难过。这种矛盾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就没有人因为我的行为而难受。

  社会对我的关注也已经超出了我的承担能力,我承担不了社会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和压力,也就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事情。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博客关闭起来。请你们理解。

  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我在这要声明:我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也都没有获得中国的教师资格。

  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为某人某事做了宣传,你就要知道:我不会跟别人合作,而只会为别人(的事)服务。如果有人以我的名义收费或捐助,那就是留给他们的。我是不会接收钱的。如果你在某地方看到我叫人去做什么,你就要知道: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不会叫人做任何事情。”

  柴静在2010年5月30日就卢安克关闭博客向其写信咨询,卢安克的回复如下:

  近期卢安克关闭博客,引起很多人的关心,也有一些关于他被驱逐的传言,我们写信询问情况,征得他同意后,把他答复的要点贴在这里,以免挂念与猜测。

  2 他希望媒体和公众“千万不要给广西公安厅和教育部门压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决当中。

  3 他希望不要再有人去板烈看他,也希望媒体不要再联系他,他说这是对他目前的生活“最大的影响”,他说,“大家可以帮助我的是不要来板烈打扰我的工作”

  中新社南宁6月3日电 (记者 刘万强)在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偏远山区义务支教十余年、被誉为“洋雷锋”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最近关闭了自己的博客,只留下了简短的几句说明,这一举动引起众多猜测,有传言称他可能被驱逐出中国。6月3日,卢安克长期支教所在地——广西河池市的官方报纸公开报道称,卢安克在当地的生活、工作正常,在“6.1”国际儿童节,他还给孩子们送来礼物。

  卢安克1968年出生于德国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1990年夏天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了他的人生。从1997年至今,他在中国广西的大山里已经待了十多年,辗转多处山村,过着简朴的生活。半年前,中国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播出卢安克在中国贫穷山区坚守十多年、免费教留守儿童的故事,感动了众多中国民众,被网民誉为“白求恩”、“洋雷锋”。不过,也有部分人在互联网上质疑其真实的背景和动机。

  对关闭个人博客引发网友猜测一事,卢安克对当地官方媒体解释说,网友对自己目前情况的猜测没有事实根据,从第一次接受《面对面》栏目的采访后,网络上的关注给他造成困扰,特别是媒体和社会对他的关注已经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为避免引发争议和误解,他决定关闭自己的博客。

  卢安克表示:“生活工作都很正常,孩子们和我感情很好,这里的老百姓对我都很友好。”目前,他在河池板烈小学主要教自然和美术两门课程,课余时间翻译国外的教育著作,引导学生们观察、感受生活、开展各种动手活动,以及拍摄电视剧。

  他亦表达了两个“希望”:“希望在板烈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希望公众和媒体不要来打扰我。”

  此前,有关他被驱逐的传言,采访过卢安克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写信向其询问。5月30日,柴静在个人博客中公布了卢安克的回复:他在板烈的生活和工作正常,没有离开中国,也没有被要求离开学校。他希望媒体和公众不要给当地警方和教育部门压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决中。

  据了解,1997年,卢安克因为没有办下“就业证”教学而被处罚。此后,中国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给予他志愿者身份,在广西开展支教,深受当地学生和家长欢迎。

  我并不专业,仅仅是一名教育研究爱好者。只因为我跟不上社会的竞争,只因为我已经放弃比得上别人,我才能走自己的路,才有了过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的机会和自由。或者说:只因为我没有期待、没有什么必须达到的,所以我才可能做我所做的事情。

  我追求的生活是跟我熟悉的人、跟我身边的人一样的,但我去生活所靠的动力却不一样。这个动力也不是什么我想达到的目的,仅仅是一种不断冲着我与学生去创作的愿望。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不想影响或要求任何人做任何事。作为一个客人,我怎么能想改变主人的生活?我只是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愿意与身边的人(学生)共同去追求和享受我们所喜欢的生活。

  我在这个博客给你们写的都是我曾经想过的一些事情,也是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和部分否认了的经历、认识和想法。现在,为了能够留下来,为了合法身份,我暂时要接受在城市社会的生活,在长沙的一栋高楼上班。到了这里我也知道,不在农村生活和感受的人不会看懂我在这里写的事情,但我还是把它们公开了。我也知道,一个想法本身没有什么作用。有作用的是从感受而发挥的行为和生活。所以,如果还有这个机会,我只想去做,让自己曾经的认识变成自己的生活。只要有机会,我总会回到我农村学生的身边去。

  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为了能在这些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办事处是广西外经贸委批的,教育局管不了我,我去的学校也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不过我有合法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可以做教育实践研究了。”

  2001年7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

  “这是个什么烂仔,把头发染成这颜色!”因为没见过外国人,乡下的老头儿第一次见到卢安克时说的。

  “那边的人都对我很好。不管我到哪个村,人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免费教他们的子女。”卢安克以办事处的名义派自己到下边当老师,不收钱。他去的学生家,都是那种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没有电视机。因为缺床,他只能和学生挤一张床过夜。“5.1长假,整个星期我都在山里走,每天大概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村里我学生的家里住。”卢安克发现在乡下,有50%的小孩不能上初中。

  他教的那个初中班,也是每隔几周就会少几个学生。特别是到了期考,一些人什么没说就突然不见了。

  “我的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门课不能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试过

  填写2001年的中考英文试卷,我估计自己连80分都得不到。老师的工资要看学生的成绩,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工资,只管有希望升学的学生。普通班是没有学生能考上高中的,他们对高中已经放弃了。虽然人还在学校,可学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学下去是为了什么。学校里的生活跟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是分开的,家长的意思则是:如果考不上大学,上学是没有什么用的。”

  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教育难道是只为了获胜?我不想继续跟学生一起奔跑着参加这场竞赛———这场一直匆忙地奔跑着,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竞赛。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

  ‘标准人’,他们不只是无法达到标准,也交不起学校要求的费用。所以他们在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继续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常常对我说:‘回家放牛吧!’”“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我再也不想参加这场‘淘汰赛’,我不想看到我的学生越来越少。反正他们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们家里去,我才能再找到他们。”

  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作为办事处新址。他一次付了两年的房租,月租金10元。签完合同后,卢安克赶回县城东兰,回学校上课。

  天降大雨,洪水暴涨,无法过河。等他过了河赶到公路,路又被雨水冲断了。折腾了3天,他才回到县上。

  3天都没瞧见老师的影儿,学生有些担心和牵挂。“我请他们原谅后说:我的办事处已经搬到你们的家乡去了,我准备在2002年6月,开始教你们不能上学的兄弟姐妹。”

  “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那里的人只会喝酒、打架,你连他们的话也听不懂,”县上的人说卢安克。

  他说:“那边的问题特别明显,也特别清楚。我想研究的教育,就是怎样发挥人的创造性,而在那边特别难发挥。如果我在那里能成功,那我在其他地方肯定也能成功。”

  县上的干部极不愿他一个外国人,跑到那么偏僻落后的村里生活。“我想,先别让领导知道。”卢安克是偷偷搬到屯里去的。

  他现在教的学生,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这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你认为这地方穷,主要是什么原因?”我问。

  “在壮话里,连‘老师’、‘学校’这样的词都没有,像‘变化’、‘改变’ 这类词更没有。”卢安克答道。

  “那常用的都是些什么词?”“最常用的,都是些谈吃的!”“他们吃些什么?”

  “肯定要吃肉,但很少吃。吃青菜,有时也没有青菜吃。吃红薯,也吃红薯叶,野菜有时也吃。竹笋刚出来时,会连着几个星期都吃竹笋。其它东西出来,就吃其他的,几个星期之内都不换。老乡们说:肉可以不吃,但没有猪油就活不下去了。”

  屯里人觉得养猪太累,不想种那么多菜,所以卢安克在学生家里吃午饭,只有饭吃,没有菜,早晚也只有一种菜,比如红薯叶。

  “这里的人总是要吃东西,不按时睡觉,还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那边是酒文化,家家酿米酒,有人天天喝醉。这里小孩的头,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活,习惯了被打。”

  开始时,村民常走进课堂,对卢安克说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马上停课去帮忙。他跟去了,发现只不过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里很生气,不过因为太害羞,我也无法在脾气上表现出来。”

  “我从外面走小山路回来时,经常有人不让我回家,要求我这个‘好东西’,一定先去他家吃饭。可我去了,他们会搞得很啰嗦,天就黑了,我无法回家上课。只有我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出去,我才有机会真正做事。”

  他还发现村里人特别爱热闹,很怕“闷”,而且也怕他“闷”。由于怕闷,这里的人喜欢在家里搞得四处不安。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村民随时可以走进卢安克的房里,把他的东西和工作也搞乱。

  看见他一个人在山上或野地里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边写书,老乡就以为他很闷,过来跟他聊天,“帮”他解闷。“我怎么会闷?我每天都要思考很多问题,考虑怎么能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和环境。我不是怕闷,而是怕找不到安静去做我的研究。我觉得,只因为不喜欢思考问题,他们才会闷。在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中,人无法作任何有道理的思考。”

  卢安克解释说:“人类的发展,最早是没有个人的,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个人的思想、意识,人都是依赖环境、依赖团体的。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样?他就无法回答。他们全都靠环境,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不相信能有任何改变。”

  我问他:“你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个群体,流传的是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你语言又不通,能改变得了他们?”

  “如果仅仅靠教育手段,是改变不了。我改变他们的方式可能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要给他们看到,在一样的环境中,我能做到跟环境不同的东西。他们可能从没想到,一个人还可以做跟环境不同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

  过了3个月,村里人再也不请卢安克旷课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见到他会不好意思地说:“呵,我已经喝够了!”

  有一次,因为分田的事,另一个屯的人打了林广屯的人。那天卢安克正好从外边回来,看见那个被打的人躺在田里,淋着大雨,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的亲戚来了,只是把他盖好。卢安克问:“怎么把他留在这,快送医院。如果没钱,我来出。”别人说要把人留下来做证据,还说要等什么领导过来才能决定。“看他们用8个小时大声讨论还没动手,我心里急死了,也没见他们等的人来。天快黑时,他们才同意和我带受伤的人去医院。我那一天觉得,生命怎么会低于面子。”

  “事后,我们讨论这件事,看法不可能一样。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种,以前他们想不到其他的。通过我的生活方式,能改变他们多一点。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老师不接受任何费用,需要的只是给卢安克吃饭(不吃肉)。另外,活动也不能直接给参加活动的小孩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开展的教育活动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学生听课,更不是分开上不同的课。开展的活动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

  学习的目的是让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让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据自己的个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务,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发现的需要做事……

  来上课的,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而且听不懂普通话,只能说壮话,而卢安克又听不懂壮话,只能说普通话。开始几天,有大人帮忙翻译,但他们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总是对学生说:“看,卢老师多伟大,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解决文盲问题,让我们村富裕起来。”

  “我不是来扶贫的。”卢安克说。“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弱和不健康。”

  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结果帮他翻译的人翻成:“ 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

  一开始,听卢安克总是问这类问题,学生便跟村里人抱怨说:唉!上一小时课,还不如干10小时活呢,上课太累!

  “第一个月,屯里和屯外的大人跑来看我搞什么,我不认识的大人在我上课时,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也大声地对我的学生说话。老人对学生说:这种教法没有用。我和学生请大人安静时,他们又说:我们是本村人,我们就随便一点吧!在我们的‘教室’里,最安静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课上,我也经常没机会说话,有时,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我们只能提前下课。要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我们。”

  为了让学生勇敢地讲出心里话,他不让学生坐在下面望着老师,而是一起围着张大桌子。大人们来了说:“这样做不行,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在一个桌子边。你必须用黑板,这样才像学校。课本在哪?你不能没有课本发!”

  “我说:如果我用已经完成的课本,我们的学习过程,永远不能成为学生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在我的课上,经常变成了大人和我的争论。看到我和学生安心学习的时间在失去,我越来越小声地对那些大人说:我不是想办学校,我想搞素质教育。”上课时,卢安克还很难找到没有喝醉、又不抽烟的翻译。幸好后来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孩成了卢安克的固定翻译和得力助手。

  过了两个月,大人们的好奇感才过去,但他的学生兴趣却越来越大。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后,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也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学生说:“我去坡拉拿米(退耕还林后返粮),本来应得300斤米,回来找人再秤一次,结果只有150斤。”

  “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问爸爸要钱去读书,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六七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地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学生说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

  “我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得好看,不过比他们更能表达真正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文章并练习念。”

  “所以,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

  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最难的事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

  “我想让学生先发现我们班里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她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什么是她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我乐着问卢安克:“屯里人觉得你是个‘好东西’呵?”“也有人觉得我是个可以利用的东西。”他也笑起来。

  “他们经常要我到县城找领导人,说服他们给钱,还说只要我去说,肯定能给,但我不可能去要。”

  有一天,屯里的人又要卢安克帮他们找县领导,要县上给屯里修第二座桥。村里刚根据政府部门的设计把第一座桥建好。“可是,我在过这座桥时,感到非常‘干渴’。以前,在这里过河时有一种特殊的、非常凉快的感受,我觉得有了这座桥就少了一种感受。”卢安克说。

  能不能设计一座走过时保留凉快感的桥?能不能让学生从河的感受中来设计第二座桥? “所以我对屯里人说,我想先和学生自己来设计桥。”

  每天上午,学生农活不忙时,卢安克先不管现不现实,让学生乱发挥想象,后让她们在他的帮助下去画图、做模型、做实验。

  可学生觉得这些只是玩,她们的想法和设计不会有用。她们说:“我们希望由上面的人来安排,让我们来做。”卢安克问:“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学生,希望我只让她们做几亿人都已找到答案的作业题?而不愿意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一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我的学生,只有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她们的生活才能改变。”

  卢安克改变了他的教学计划,在晚上的普通话课上,再也不让学生讲自己经历过的事,而是让她们讲将来打算做的事情。然后一起慢慢分析,讨论怎样实现。

  为了桥的设计,为了了解建桥需要的力学,他们用纸、泥土、铁等材料,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来做实验并画出了规范、按比例的图,再根据图做出个很细、更好的桥的模型。经过多次把实际立体模型的结构转到了抽象平面的设计图,再把抽象的设计转到实际立体做出来的模型,使学生越来越具体地控制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天,他们练习做房子模型,卢安克问:“这是我们的房子,那邻居的房子该怎么放?”他让学生把整个村的房子,都放在各自的位置,又画出怎么走到各家的路,这成了学生见到的第一张地图。第二天,他又领学生上山,根据看到的情况修改地图。

  过了一段时间,卢安克问学生:怎样才能在图上,计划改造队里的环境?学生说最难受的是路。队里实际上没有路,人都在排水沟里走,有太阳时又晒又热,雨天又不能走。卢安克和学生一共设计出3条小路:雨天人也能走上去的路,根据人和水牛不同需要的路,边上需要种树的路。

  “我哥哥知道学生的方案后感动了,他马上用2800元人民币鼓励我实现学生的计划。我想,假如先有了钱,很难有我们这样的设计出来。事情往往都是先有想法,后有办法。 ”

  接着,他们贴出一份报告:1,卢老师的学生做了一个要改造广拉队的设计方案。根据这个设计要修好队内的主要3条路,还要在队内种一些树;2,卢老师的哥哥为了鼓励我们队实现学生的设计给我们队出410欧元。如果2002年11月前没有完成,就要退这个钱,让他资助其他地方的项目;3,现在我们请广拉队的同志们提出实现学生设计的方案,就是说怎么管理和花410欧元(材料/工资),怎么安排劳动力等;4,如果有人用卢老师的哥哥出的钱搞项目之外的事(比如借给别人、请客等等),卢老师就要停止在广拉队的教育工作。

  事情一下就在村里闹开了,队里人看到报告后立刻开会,然后行动起来修自己的小路。卢安克的学生是小路的设计师,在村里感到很荣耀。她们第一次为了设计课紧张起来,忙着参加她们原来说没有用处的学习。

  这时,卢安克教数学,学生接受得特别快,很快计算出修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多少沙子和每个人要扛多少等等。

  “在我们去河边要沙子时,学生问:下午我们不上课吗?她们还不懂,我们的设计项目变成真的了,我们的思考已经转入动手阶段,这些都是我们的课。”

  这条宽仅0.6米,长不足300米的小路如期竣工,广拉队家家户户都有人参与了筑路。

  卢安克说:“从前他们认为:反正在这个别人看不起的地方长大的人,在社会中是没有什么机会的,生活不可能改变,所以也不再追求什么。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已经放弃的人来说,所有的压力都起不了作用,能起作用的只有相反的,就是拉力。”

  我又替他总结了一下:“在教育上,你主要是在培养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要有改变自己生活的梦想?”

  “还要发现环境的需要。这是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的需要,二是根据环境的需要,你自己能做些什么。”卢安克补充道。

  采访中,不断有医生护士进病房送药、问诊。医生问他以前动没动过手术、输没输过血?他说没有。“你家里或周围人有没有得肝炎的?你在广西那边的农村得肝炎的人多吗?”卢安克说家人没有,至于村里人,他说:“这个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没钱上医院做检查。 ”平时卢安克是在学生家轮流吃饭。

  卢安克现在的开销是由父母给的,每年4800元人民币,其中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学生和他个人用。

  “别村的小学老师觉得我非常奇怪,有一次见到我,他们在地上写道: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赌博、不恋爱。然后看着这些字问我:你还为了什么生活?我说:别人不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他们又说:如果没了这5种享受,我一切的生活目的就没有了。我说:如果我没有比这5种享受更有意思的追求,我早就没有兴趣活下去了。他们又问:你会不会签名一辈子不要这些?我说:不,因为我不是给自己定下不要这些,只是我现在对这些没有兴趣。”

  “我就写在书上,发表到我的网页上,让别人知道,别人能利用。”每隔10天,卢安克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他有自己的网页和邮箱。

  他说自己的书,主要是想让老师们看。“综合实践课,这个课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卢安克还说每隔半年,他都往有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曾报道过卢安克,所以找他的记者不少。在东兰县教初中时,校长一听是记者的电话,就会高兴地把卢安克从教室里叫出来接电话。有记者请他到深圳接受采访,全程免费。“可我说,我怎么能逃课?一个只因为有上电视机会而逃课的老师,是爱学生不够。”

  他对许多报道不满意。“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在农村生活的外国人,这有什么用?从没有媒体想报道我教育研究的东西。”

  卢安克每次来北京都是坐火车硬座,上次是从广西一路站到北京的。在北京,他跟民工一起吃街头盒饭,租最便宜的农民房住。两周前,他感觉身体特别疲劳,很不舒服,不爱吃饭,才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医生让他马上住院。

  我问卢安克:你为啥不跟一些国际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这样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

  “我不需要很多钱,我研究的那个东西,有钱也没有用。也可以说是精神的研究,用物质帮不上。”

  他又说:“如果我有钱,或我有权利来安排钱,会有越来越多人找我,我就没法安静做我的研究;他们和我接触时,为了得到好处,也可能变得不老实,我就无法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了。”

  曾有人想让卢安克当“青年志愿者”,希望他成为广西第一个外国志愿者,还打算让他参与大量公开的宣传活动。

  “要我参加各种各样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动,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并需要安静。我更不想参加那种好看的、没有什么帮助的活动,还说要经常到大饭店里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以外还能做什么?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还听说共青团发工资给我。我怎能当这样的志愿者?”

  “刚开始常常影响我上课的人,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小孩不愿意跟父母说的话,爱跟我说。这次来北京,那个说我这样教没有用的老人,也哭了。”每次离开屯里,学生都会哭,他们觉得,卢安克走到外边,就再也不会回他们那个穷地方了。

  “我想以后不教普通话,不教项目外的东西,而是全部做项目,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她们。项目是根据学生的才能,根据环境的需要来定,我还想在坡拉乡,再多几个村子来做。”

  卢安克还告诉我,一旦他和学生找到了要做的项目,他的双胞胎哥哥卢安思也会来。

  “他参加了绿色和平组织,负责攀登和拍摄,要爬到大厦、核电站、美国军舰上搞,拍摄的东西是直播的,他常常被人家抓。”

  我问他,你哥哥来了能做些什么呢?“他除了不能讲中文外,其他的都可以做,他会待上半年。”

  3月4日,卢安克告诉我:书稿改完了,身体完全康复了,马上就动身回林广屯。

  他在华支教十年,是感动中国2006候选人。当时他说:“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有人推荐我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我吓坏了,赶紧给评选委员会写信,让他们别选我。我不想感动中国,只能是中国感动我。”

  最近出现很多以我的名义来污辱某些部门的媒体报道。我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引起这样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我在这里受到了访问者过于的关注,这才给我造成了压力并让我感觉到,我在关心些本国人不关心的事,使得本国人心理很难受。我不希望造成这样的难受,所以就暂时关闭了我的博客,但这好象又引起了误会。真是对不起国家和有关负责人。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跟学生做创作呢?因为做创作的人永远都不会闷,而在青年时代,闷又是引起各种不好行为的主要原因。我当然知道,我跟我学生做的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要起到真正的作用,我跟他们需要做的就要多得多。

  所以在2010年的春季期,我就又一次用三个月的时间跟学生做创作,这次是两个班,是五和六年级一起来做的。我们就每天都这样在继续我们这两个班合作的一个大作品,把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共同感受编成了我们《梦别》的故事。我们用音乐课来编八首不同气氛和清洁的歌曲,用美术课来做拍摄,用综合实践活动课来完成一切。我们经过三个月每天一步一步地看着自己的作品成型。这种长期的工作连续慢慢得到结果的过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意义、稳定、信心和快乐。

  学生的家长或爷爷奶奶们给乡政府说了,他们希望我继续跟他们的孩子做这方面的创作。他们以前能看到的只有拍山歌的录像,不好看。我怎么能不做呢?

  也就在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县发生了特严重的旱灾。学生的家都在坡上,他们家里的自来水多数都不来,而从远方扛过来的水不够用来洗澡,更不够用来种菜。但学校在下面,学校一直都有水,甚至学校后面的小洗的水还特别干净。我就决定与学生一起重建在这条小溪的水坝,恢复我们几年以前的游泳池,让全村的学生到那里游泳和洗澡。我向建房子的学生家长买了水泥和水泥砖,而几天后,在同学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梦想的游泳池就实现了。这个干旱的时期就变了特别好玩,特别舒服。所以在我们排的作品中也就能看到半完成的和已经完成的游泳池。

  这一次的活动,我哥哥无法帮助我,是因为他在英国参加绿色和平的环保活动,就被告上法庭不能离开。这一次虽然来了圆善合作社的一个朋友帮忙,但他带的时间只有三个月活动的其中一个月,而且,他除了帮我防治外来的干扰之外也做不了什么。我一边需要帮手,以便忙着在网上拒绝帮手,真奇怪。在网上说一定要来的人,每天有几个。有的想看看,有的想感受,有的想从我得到力量,有的想参与我与学生的活动,但都是一下子的,最多几个星期的。那是捣乱一下,然后又走了而已。我需要的,是通过几年与学生共同的命运来了解每一个学生特点的帮手。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编辑故事、做准备工作、去拍摄、编辑歌曲,都是我一个人跟两个班级的学生完成的。还有后边在电脑上做的剪辑工作也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我没有我哥哥那么专业,所以在技术方面,我们这次就不太完美了。但因为我所有的班和所有门课都假如到一个活动中来,我的教学工作就一体化了,变得很简单(追求与思考不分散)。因为我只要想着一件事,也因为学生合作得比以前好,所以我们还是成功来完成的。

  现在,跟我拍《和平剑》电视剧的学生作为六年级了。他们与我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种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状态。他们与我合作得非常好,愿意配合得非常好。我以前见过的班级,有的是听话但不敢做,有的是敢做但不听话,但我现在的六年级学生在春节前又敢又配合。在他们的班里,我的权威不是经过手段获得的,更不是上级给的,而完全是学生给我的。我们在班里的合作基于互相的尊重和喜欢,真是舒服极了。这是与他们共同创作而得出的结果。这样,我就不需要让学生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不需要我因为忽略别人的想法而难受。 当然,到了这个学期进入了青春期的时候,学生的内在发生了转变(障碍),他们虽然还很愿意,但同时又不好意思在别人的面前表现。有的来找我,靠近我并说,他们希望我来逼他们做原来自己也想做的。他们问我,自己的变化是什么绘事,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而我就告诉他们:这就是因为青春期。每一个时期都意味着一些失去。那就是成熟。到了初中以后,他们的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

  没有跟我拍过电视剧的五年级虽然还没能达到六年级的那种状态,但他们为了我们的作品,为了看到一个结果也突然变得很愿意配合的样子。他们还很容易投入到一切,容易高兴地为了什么去牺牲自己,为了我与我们的成功。但在有不熟悉的人看到时,他们也不敢,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不参与的人是不会理解的。五年级很投入,但不同的意见太多。六年级已经失去了投入的能力,但他们提的意见很好,所以我多让他们做决定。

  在做拍摄的时候,我多次怀疑我自己。有时五年级的学生,谁都跟谁过不去。自然环境让大家麻木。比如有一天,我先接了一个女人骚扰的电话,然后有人不合作,别人就打他。然后,大家就没有心情,放弃而走了。我也不想逼他们,就放弃,而他们也很难过,因为不想看到放弃。太多生气的、太多伤心的心--而这一天的晚上也就是一年以来的第一次的下雨,一场很大的雨。下完了以后,在宿舍睡觉的五年级学生很想从我得到新的希望,再次的机会。但我没有那么快,只陪伴着他们在没有结果的状态中。

  另一次,我们在水里面的拍摄因为来记者就被改到很冷的一天。我建议他们再改时间一次,但他们等不了。我说,只有一次的拍摄机会,还是让我们等到热的一天,效果会更好。但除了主角之外,所有的学生都要求当天拍。我没办法。当然,最强烈提要求的学生后来没有下水,或马上又出来,再也不干。拍了一个镜头,我们就拍不下去。没有了结果,这推动了我们的感情很深。大家都很伤心,而先要求后不干的学生在接下来的几天一直在找机会把自己没做到的再补回来。

  晚上在宿舍睡觉的时候,五年级的学生喜欢唱我们自己编的八首歌,把不同的气氛都唱出来。他们最欣赏的是,自己适应着配音的样子。在自己不唱,在听的时候,他们又不喜欢一种已经做好的被录下来的配音。他们更容易投入到我现场在钢琴上弹的音。因为我借来用的那部摄像机不能录声音,所以所有我们用上的声音,都是分开来录的,然后在电脑上合成的。这样来做我虽然更辛苦,但跟学生的工作更容易,因为不需要同时注意到动作和声音。

  因为我们没有钱买乐器,所以可惜,不能一起来做配音,只能用最便宜的办法,也就是用免费下载的电脑软件来制作配音。在我们录学生唱的声音时,教室旁边的工程出的声音有点大。另外,我的老电脑处理不了图象,而我借的那台又播放不了MIDI文件的声音。所以我都结合用了两台电脑才完成得了我们的作品。反正,我们也不是专业的,不需要提那么高的要求。每当有客人来看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停止我们的项目一两天。我还是感谢那些因为理解所以没有来的人。

Tags: 卢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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