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位

您现在的位置是:主页 > 港台频道 >

抗疫本该上下一心有些港人却只想搞政治

2020-04-01 00:20港台频道 人已围观

简介近日,受境外输入影响,香港新冠肺炎确诊个案陡升,截至3月23日,累计确诊病例达365位。为此,特区政府于25日起实施封关措施。 肺炎疫情的蔓延,将原本已受修例风波摧残的香港经...

  近日,受境外输入影响,香港新冠肺炎确诊个案陡升,截至3月23日,累计确诊病例达365位。为此,特区政府于25日起实施“封关”措施。

  肺炎疫情的蔓延,将原本已受修例风波摧残的香港经济彻底推入寒冬,倒闭裁员潮汹涌来袭的预测屡现报端。

  针对新冠疫情,香港有哪些应对措施?对于经济的隐忧,政府又能如何化解?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民建联副主席,同时亦为香港执业律师的周浩鼎先生。

  观察者网:这次新冠疫情,香港卫生部门2019年12月31日就开始部署防控措施,加强出入境口岸健康监察,并通知前线医护人员提高警觉。应对疫情,比内地早了二十来天,这是如何做到的?香港在疫情预警方面,是如何运作的?

  周浩鼎:其实在12月下旬,就已有新闻报道内地开始零星出现肺炎病例。当时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多位立法会议员都在特别会议中提出相关质询,问政府会如何应对,以确保传染病不会在香港大规模扩散。我本身负责的选区在东涌,对港珠澳大桥口岸的运作比较熟悉,所以那天我还特地问到若未来随着病例的增加,会不会对往来香港-内地的民众进行健康检测。在12月底,我们就做足了这方面的预警。

  至于为何能这么早预防,是因为我们有应对SARS的经验。SARS对于香港市民来说,是一件很深刻的事,当时在香港,有相当多市民和医护人员因感染SARS去世。在经历这一重大事件后,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于突发传染病的预警性就很高了。内地前期应对不够充分,但武汉封城后的措施做得很到位,相信内地也能从这次新冠疫情中获得防疫经验。

  周浩鼎:据我了解,香港这边,一旦确诊,会被马上送往强制隔离中心,有些是征用偏远渡假营而成。对于尚未确诊或无任何发病迹象的人士,比如有市民从外地回来,但入境检测时没发病特征,为安全起见,他们也需居家隔离14天。

  观察者网:看新闻报道,有香港市民抗议,称政府设的一些隔离点距离他们家太近了。请问在特殊紧急时期,香港政府设置隔离点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是否需要事先和周围的居民协商?

  周浩鼎:过去这段时间,政府曾找一些区域设立作隔离中心,有些因距离民居太近,甚至引发社区里的部分反对者趁机发起包括放火在内的激进抗争。

  除了包机接载滞留武汉的香港居民,也有不少人从“钻石公主号”游轮等其他地方回港。我们认为居家隔离的安全性不够高,所以要求政府必须提前为他们安排好隔离的地方。

  其实,政府一直在尝试找相对远离民居的地方,我们此前也曾给过相关建议,比如先借用迪斯尼乐园2期用地,那边还没发展起来,且远离民居。

  而如今已有的隔离点,比如位于火炭的骏洋邨,是较早投入使用的隔离检疫中心,其实离密集民居有些距离。它原是新建公屋,被征用后,香港政府也给生活因此受影响的准住户们发放了一定的津贴补偿。

  观察者网:之前有新闻报道香港市民抢购厕纸,甚至有男子持刀去超市劫厕纸。就您的接触,香港市民们现在还害怕恐慌吗?

  周浩鼎:较早前,香港确实出现过疯狂抢购物资的情况,从抢购口罩、消毒液延伸到抢购厕纸、清洁用品等日常生活用品。像你说的打劫厕纸一事,还成了国际新闻。不过,随着口罩等物资的供应逐渐恢复,社会上的抢购气氛就缓和下来了,最近恐慌情绪也稍微好转点。

  期间,我们也要求特区政府做好资讯的推送,比如建议政府联合由一些供应商组成的大商会,建立一个平台,以便于定时推送信息,告诉公众现在供应的有哪些,货源是否充足等,这样市民才会安心。后期我们看到一些供应商也响应了这一呼吁。

  观察者网:不少香港医护人员反映压力“爆表”,先前也有数千名业内人士闹罢工……有没有数据统计,针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香港医疗的最高承受能力是多少?

  周浩鼎:香港这边的医院承载力一向受压紧张,护士病人比例一直远低于国际水平。最近因为疫情蔓延,前线的医护确实真的很辛苦。至于针对这次疫情的承载底线,由于我并非相关专家,不敢乱下专业判断。但疫情对医疗系统带来的压力肯定是巨大的。

  这里也要说明一点,现在全国在应对疫情时本该上下一心,但在香港,有些人专门搞政治,想尽一切办法渗透到各个角落,甚至发动人们去搞不合作运动。较早前香港发生医护人员罢工,就是那些人把对抗疫情和本来与此没太大关系的事项混杂在一起,将事情政治化。这种做法让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受损,伤害了看病的市民。好在不论是我们建制阵营还是普通市民都一起发声施压,让他们最终决定停止罢工。

  周浩鼎:香港政府2月底推出《财政预算案》,准备给香港市民每人派发1万现金,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纾困措施以支援目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香港经济。反对派故意借此挑起事端,说预算案中也包括警队日常开支,在污蔑警察“犯法”的同时,扬言要在立法会的财政预算案审议中发动全面“拉布”,阻碍、拖垮政府的政策实施。现在他们也在着手实施这一计划了。

  香港很多基层市民在等这一万块钱救急,但那些反对派不管香港市民死活,只想发起不合作运动,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观察者网:目前疫情还未完全过去,但我们看到如2月29日,“8·31”太子站事件半周年之际,他们依然戴口罩去太子站,与警察再起冲突。在止暴制乱方面,您曾发表评论,称教育局在处理发表煽动仇恨言论的教师方面相当不足。请问能具体说说有哪些“不足”吗?

  周浩鼎:止暴制乱,不能只靠警方在前线孤军作战,而是要特区政府各部门协调配合。但我们能明显看到,特区政府里不是每个部门都能及时做到全面协调配合。比如过去教育局在处理一些曾在学校里发表煽动仇恨、仇警言论的老师时,对他们的处分相对不足,一度袖手旁观,有的可能就发一封警告信了事。

  老师煽动仇恨、发表仇警言论,是在祸害下一代,教育局对此不能坐视不管。所以后来我们多方提出严正要求,社会上也有舆论不断发声,最终教育局在早前一段时间调整了他们的工作方针,正式介入一些事件,对于涉事教师也提出要求,做了一些恰当的处分。希望他们能继续秉持这方面的态度。

  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3月18日在立法会大会上强调,教师的言行直接影响社会日后的价值观,特区政府会揪出“害群之马”,保障教师专业,做好素质保证及把关。(资料图/中新社)

  观察者网:看报道,政府在回复您的立法会质询中,表示只有43名公务员涉嫌参与非法抗议及公开发表诋毁一国两制的言论,并只有极少数遭停职。您对此回复表示不满。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公务人员违背了“政治中立”的原则,可能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周浩鼎:我相信在修例风波期间,不止43名公务员参与非法抗议。而且对于这43名公务员的处分,哪些被停职、哪些接受了什么处分,当时公务员事务局给我的答复十分含糊。香港的公务员是“一国两制”的重要执行者,如果连他们都知法犯法,将对社会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公务员秉持“政治中立”,这是一个专业操守问题。如果公务员参加非法集会,难保他在执行政府指令时,不会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采取一些行为,比如刻意抗拒甚至扭曲政府政策,再或故意做些手脚。其次,如果连公务员这些原该做表率的群体都带头破坏“一国两制”,那如何让一般市民维护“一国两制”?所以我认为,面对公务员知法犯法的问题,政府责无旁贷,要有处理好的决心。

  观察者网:关于特区政府止暴制乱的举措,您也指出仍有相当不足,包括检控的时间过长,没有足够的阻吓性。您认为如何完善,才能“足够阻吓”?能否再详细介绍下?

  周浩鼎:可以参考英国几年前的做法。2011年英国伦敦曾发生过大型暴乱,当时英国政府马上在多个地方成立了24小时特别法庭,加速审理案件——加快审理案件,让那些参与暴乱的暴徒尽快得到惩处,这样才有阻吓性。你若有留意,便可以发现,英国暴乱基本没维持多久就平息了。

  自修例风波以来,香港已有7000多人被拘捕,检控宗数过千,如果不特设24小时特别法庭去加快处理,违法者至今未有任何审讯,没有任何处罚,这样又怎么会有阻吓性呢?

  我也要强调,香港推行普通法的刑事法律制度,普通法里已有一套明确的规定来保障被告人的应有权利,不会出现如果加快审讯就会对他有任何不公平的影响。法庭都是依法审讯,英国已经证明这措施是可行的,香港为什么不效仿呢?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提议:如果律政司现有人手难以应对这大批检控,是否可以考虑聘请更多人手?如果让违法者为非作歹,又不需受任何惩罚,社会只会继续肆无忌惮地动荡下去;越迟去处理这些检控,越晚审理违法案件,公义也就越迟彰显。

  观察者网:要真正达致所谓的“阻吓性”,一方面如您所说,处理要高效,其实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法律的审判结果要给人足够的震慑力。不少关注香港新闻的读者还记得2016年您在立法会上针对“七警案”判决的发言,视频至今还在网上热传……

  2017年,周浩鼎议员在立法会上就“七警案”判刑发言(视频来源:港人讲地)

  观察者网:那太好了。我的疑问是,您在那段发言里提到的“重判警员、轻判示威者”的问题,特别是“轻判示威者”这点,至今仍在重复。比如最近“修例风波”中21岁跟车工罗敏聪承认侮辱国旗罪,事后有关法院仅判决其200小时社会服务令。这点是否有解?

  周浩鼎:因为个案各有各的不同,所以我不会逐个评判。这里我提供一个比较综合的看法。

  作为香港的执业律师,我对香港的法庭和法官有信心,他们依法专业、独立地判案。不过,我也提醒一件事,针对一些“黑色暴力”案件,如果香港下级法院的判决惩罚过轻,律政司有责任尽快解释,并通过上诉来加刑。若坐视不理,只会对社会稳定带来负面效果。大家对我当年在立法会上关于七警案判决的发言印象深刻,这里也提醒一点,当时我也已明确指出,刑法看起来过重的话,也应有上诉的空间。

  其实香港终审法庭已订立了新的量刑指引,用更严厉刑罚惩处暴力冲击。希望从现在开始,所有法庭都能按照这一量刑指引来审判社会动乱事件,做到轻重得当。

  观察者网:过去大半年的“黑色暴力”,加上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香港经济。有工商界人士预料,香港未来半年或出现“海啸式”结业、裁员潮。特区政府2月底公布的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或能缓一时之急,而对于届时可能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特别是那些失业的年轻人来讲,目前有无应对措施?

  周浩鼎:这段时间我们不停地向政府提了很多建议,也有一些建议得到了政府的回应。比如我们早时就要求政府及时支援疫情之下的各行各业中小企业,后来政府拨款300亿港币,成立了“防疫抗疫基金”,对受疫情影响的行业给与现金津贴。比如,有些食肆可以拿到8万甚至20万港币的补贴,有些零售店也能领到8万。

  美中不足的是,这基金补助未能将一些行业囊括进来。比如香港很多劳动力从事美容业、教育辅导工作,这些行业也因疫情而停摆,营运压力颇大,但不在基金补助的涵盖范围内。我们也鼓励政府补贴这些开工不足的人士,不过政府暂未采纳这一建议,后续我们会继续积极跟进。

  现在基金已开始运作,有些行业可以开始申请了。如果市民在申请资助时遇到问题,可以跟我们反映,我们会提供协助,帮各位解答,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

  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明确建议政府向全民每人派发一万港币。那时我们和政府解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水深火热的经济前景,每人一万港币的安排虽然会给政府财政造成很大的负担,但这负担是一时的,目前更重要的是应急和救急。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采用了这一建议,但遭到反对派的阻挠。现在很多基层民众等钱救急,而那些反对派不管这些,只想搞政治操作。换而言之,他们在用政治绑架民生。

  当前疫情严峻,经济大幅度下行,失业潮看来也即将来临,如何让各行各业度过寒冬,疫情过后如何让经济全面复苏,我觉得这也是要继续和政府探讨的课题。

  观察者网:若市民因反对派反对而拿不到那一万救急钱,那他们会因此埋怨、指责反对派幺?

  周浩鼎:平日里反对派就致力于不断地煽动市民,比如主张香港只有“揽炒”才有未来——也就是主张玉石俱焚,大家抱着一起“死”。我认为这类牺牲香港整体利益来换选票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然而令人忧虑的是,社会上仍有不少市民支持他们的这一提法。

  观察者网:您曾评论称,“目前形势反对派非常大机会掌握过半数议席,掌握整个立法会,届时整个香港的运作将会被严重瘫痪。”能否详细说说会有哪些重大影响?

  周浩鼎:这次反对派已全面发动,剑指立法会,争取谋得过半数席位。若让他们获得过半议席,他们就可以派人当选立法会主席。

  在议事安排和立法会的日程安排上,立法会主席有很大的把关权力。反对派过去疯狂“拉布”,为何我们最后仍能通过一些有利民生的议案?那就是因为除了我们建制派议员尽力在议会中守护之外,立法会主席可以“剪布”——按恰当的时间依法依规地终止发言。你想想,若让反对派担任立法会主席一职,立法会主席还会“剪布”吗?恐怕到时只会配合反对派无限“拉布”。

  若立法会主席配合反对派无限时地延伸、拖垮议会,也不通过包括类似这次财政预算案在内的重要议案,届时香港各行各业市民利益的受损程度,极可能比疫情来临时遭遇的还要严重。

  此外,立法会主席本身在建制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若落入反对派之手,他随时可以去外国的国会发表诋毁“一国两制”、抹黑香港乃至中央政府的言论,进一步陷我国于不义,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运作也是很大的打击。

  因此,我希望能提醒一下香港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提醒希望香港社会繁荣稳定的朋友,按照自己的行业,留意自己有没做选民登记,或掌握选民登记的安排。若不登记,到时想投票也投不了。

  观察者网:目前相比于经济发展,似乎有部分香港市民——比如您刚提到的支持“揽炒”的那些人——更追求所谓的政治“民主和自由”。舆论场上也有部分观点认为,可以给反对派四五年的时间,让他们搞,等香港被搞乱后,民众就自然而然会在下一次选举时投票给建制派。您怎么看待他们这一观点?

  周浩鼎:首先,我们要认清,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基本法已赋予我们、集会自由等各项权利,我们平日里也都能依法实践、享有。反对派还曾诬陷称香港没有做生意的自由。若真没有,可能外资机构都已撤场了;然而,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外资机构已用脚投票,驳斥了反对派的抹黑。

  反对派过去经常指鹿为马,不断向公众散布谣言,说“一国两制”的实践非常糟糕,称香港人正逐渐失去所有自由,通篇恐吓式的文宣。其实事实并不如此,只是他们的恐吓让人看不到真实的一面。

  比如政治改革,我们并不是没有安排、推动。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通过“8·31决定”,结果当时反对派集体否决了这一政改方案,后来还倒打一耙,抹黑我们阻碍政治进程。政改需依法依规,需和中央政府商讨,也要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同,而反对派只想由他们单方面提出。

  至于不如让他们做几年,看他们到时能做成什么样的观点,我们可以看看台湾。执政以来,台湾经济乏善可陈,当地民众可能也很不满,但这次蔡英文依旧能高票当选地区领导人。此外,让反对派“照板煮碗”(注:粤语,形容照着样子模仿),一味用瘫痪、“揽炒”的形式去管理香港,将香港拖垮四、五年时间,我觉得这代价实在太大了,也将让不接受“揽炒”的香港市民受到很大的伤害。伤害可以避免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吧。

  观察者网:有些内地网友会好奇,相对于地方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准备工作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您可否根据往年经验,为大家介绍一下?

  周浩鼎:以过去的经验来说,候选人团队会做很多大型的选举拉票活动,比如会铺天盖地地宣传理念,去各街站宣讲其政治主张,同时也会出席电台论坛、和对手辩论等。和区议会不一样的一点是,区议会选举只需要关注自己所在的小选区,而立法会选举牵涉到的区域很大,范围很广,需要竞选人到处跑,做很多走访。

  观察者网:离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只剩半年,不知道建制派是否开始准备了?不少建制派议员在区议会选举中竞选拉票时面临人身威胁,不知道你们是否做了相关预防措施?

  周浩鼎:现在我们仍集中处理疫情方面的工作,希望以解决疫情、帮助市民为先。选举事宜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遥远,暂时先处理疫情。不过对于任何选举,整体而言我们认为特区政府有责任确保所有候选人人身安全及选举公平性。

Tags: 香港 

广告位
    广告位
    广告位

标签云

站点信息

  • 文章统计618篇文章
  • 标签管理标签云
  • 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